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量刑协商，是检察机关准确及时惩罚犯罪、强化人权司法保障、节约司法资源、化解社会矛盾的关键机制。每一次有效的量刑协商，都离不开控辩双方基于事实和法律进行充分的沟通与对话。三位来自不同律所、以不同身份参与刑事诉讼过程的律师，从他们的角度，讲述在武昌区检察院进行量刑协商的真实感悟与专业思考。
于传海：值班律师 浙江靖霖（武汉）律师事务所律师
作为武昌区检察院值班律师，深切感受到执业权利保障体系日益完善。从便捷的阅卷通道到充分的意见听取，检察机关在接待流程、案件信息共享等方面的规范化操作，极大提升了工作效率。检律沟通从单向告知转变为双向互动，检察官主动邀请值班律师参与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协商，耐心倾听专业意见，充分尊重法律人之间的职业共识。
量刑协商表的运用堪称工作“利器”。它将犯罪事实、法定从轻减轻情节、前科情况等量刑要素系统分类，逐项设置明确填写标准。在实际操作中，我与检察官以表格为基础，逐项核对犯罪数额、退赃比例等细节数据，对自首认定、从犯地位等争议点展开充分讨论。这份表格不仅让量刑依据可视化，还倒逼双方对证据和法律适用进行更细致的审查，曾在一起盗窃案中，正是通过表格逐项比对，我们共同发现被害人谅解书的程序瑕疵，及时补正后使量刑建议更具说服力。量刑协商表既保障了量刑精准度，也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落地更扎实。一个字“好”。
王晶晶：辩护律师 湖北九通盛律师事务所律师
量刑的轻重对于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。在认罪认罚制度下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诉讼权利，针对量刑提出意见，是律师行使辩护权的重要途径。在我代理的张某非法拘禁案中，武昌区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就张某的量刑与辩护人进行了充分的协商，积极听取辩护人的意见，制作量刑协商确认表，对该案的起刑点、增加刑期的情节和增加幅度、从轻情节和从轻幅度逐一协商确定，不仅充分保障律师的辩护权，更十分重视量刑协商的独立程序性价值。在该案中，承办检察官召开听证会，邀请受害人到场，听取受害人对该案的意见，积极化解张某和受害人之间的矛盾，并听取听证员的意见。辩护人认为该案量刑恰当，使张某得到了惩戒和教育，同时对其建议适用非监禁刑，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，更重要的是张某和受害人的矛盾得以化解，避免再次犯罪的可能性，具有很好的社会意义。
杨艳：辩护律师 湖北省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、武汉市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、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
前段时间，我受邀参加了武昌区检察院新型检律关系两周年座谈会，对武昌检察的量刑协商流程指引印象深刻：检律双方对量刑意见不一致的，检察官应当在办案区当面协商，这个规定解决了检察官与律师见面难的问题；在协商过程中同步录音录像从实质上强化了律师辩护权的保障。
我在该院代理彭某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案时，也切身感受到了检察官在量刑协商中的专业态度和务实精神。承办检察官切实、充分地听取意见，及时根据彭某认罪态度的变化和全额退赃情况，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，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之后，又在办案区与我进行量刑协商，就量刑建议做出了非常详尽的说明和解释。量刑协商确认表让我清楚了解检察官量刑建议的计算过程，我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辩护意见。充分沟通后，检察官对量刑协商确认表进行了调整，双方对此达成共识，并现场签字确认。我感觉武昌区院对认罪认罚协商的过程很及时、高效，并且很公正透明。
